本采访由无解主编Ivan Hrozny撰写，曾以《Howie Lee——是价值观在混战》为题，刊载于《城市画报》3月刊的《电音——飞向未来的BGM》封面专题中。 经《城市画报》同意，无解将于网络独家发布该采访的延长版本。除标题差异外，全文包含当时因篇幅限制删减的片段、部分Q&A以及更多由Howie提供的、未发表过的新旧照片。
photo by Yokoyama Jun
说唱歌手小老虎的朋友圈里发过一则内容，大意是说：Howie Lee把小老虎叫到屋顶，告诉他自己终于找到了世界上最厉害的鼓声；小老虎按嘱咐一路小跑回到楼下，Howie旋即从楼顶一跃而起；当下坠的身体触及地面的一瞬间，小老虎听到一声闷响，继而相信了Howie刚刚的断言。这看起来有点慎人、听起来十分夸张的故事当然只是玩笑——Howie Lee没跳，他现在活的好好的，仍在努力寻找最厉害的低音——但它的疯狂中兴许也道出了些真章：在他人眼里，Howie Lee是个“邪行”的音乐狂人，又或者是个极其能“扯”的家伙。“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啊，就抖一包袱呗——但也不是特别牛X，还行。”对于挚友小老虎安排在自己身上的这段，认为自己说故事能力当仁不让的Howie兴冲冲地笑着评价道。
“同框”出现在上述故事中的两位好兄弟音乐人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着类似的“现实”——同为自己圈子内顶尖的独立音乐人之一，他们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资本在主流市场推动亚文化音乐产业狂潮的波及。相较于小老虎在嘻哈热中的逍遥自在、游刃有余，Howie Lee表现得同样“冷静”，甚至冷漠；他似乎更有意游离在这波“电音”潮流之外。电视台、节目组看重他在海内外前卫音乐场景中积累的名声，向他频频抛出“橄榄枝”；众多媒体对中国电子音乐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兴趣，也让身为制作人老兵的他收到了更多采访邀约。但Howie始终抱持着对主流泾渭分明的态度。“（主流音乐界的邀约可以接受，但）就是得有钱（报酬）。他们往往都不想给钱，老说让你出名。我真不想出名，我只认钱。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外真是遇到了一些尊重我的人，他们又给我钱，又让我得到了尊重。而在国内，他们就是用这种话术，老想忽悠人。”他的玩世不恭乍看有些让人摸不到头脑，好像有些市侩，但其实与他一路成长过程中的犀利观察和对艺术不懈的追求有着合乎情理的关联。
1岁“开飞机”的Howie Lee
六岁时遵循妈妈旨意开始练电子琴的李化迪，当时还没给自己起好后来叱咤音乐圈的艺名“Howie Lee”；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总想方设法糊弄练习的他也不会想到，日后自己会成为靠音乐吃饭的人，而这部不受待见的电子琴会被放在如今工作室里最方便够到的地方，时常被用来捕捉些琐碎灵感。Howie没有弹民乐的爸爸，也没有搞声乐的妈妈——他的家里并没有任何文艺工作者，唯一有“特殊”音乐爱好的就是姥爷。“他老听那种‘香功音乐’——讲什么超长能量什么的（笑）。”“邪门”的伪道教音乐不绝于耳，Howie在耳濡目染下打下了奇特的东方审美根基。
进入中学，在“打口碟”盛行的年代，Howie被西方摇滚乐深深震撼，开始学习吉他，并在进入传媒大学后不久就玩起了一支朋克乐队。成员们都弹吉他，没人弹贝斯，他就主动奉献，改行弹贝斯。虽然从没学过贝斯，但是凭借一股子“DIY”野路子精神，坚信“（在）朋克乐队（弹贝斯）不用练，天天“抖手”，弹得快就行。”，Howie的乐队玩的风生水起。在中国独立乐队大规模爆发的2005年前后，乐队经常在校内校外演出，当时一起演出的乐队就包括现在成名已久的“后海大鲨鱼”“刺猬”等独立团体。大环境的良好态势和市场积极的反映为这支年轻的乐队带来了机遇，但这也同时成为了Howie音乐生涯的拐点——面对主流唱片公司递上的唱片合约，毕业后第一年上班的Howie选择了退出乐队，“我不想签主流的公司。因为，主流那些人他们老忽悠；他们不懂，也操作不出来。”一种对主流与商业化模式的不信任在Howie心中扎根。
12岁 练吉他的Howie
离开自己青春时代的精神归属，Howie很快又成立了新乐队。这支名字中寄托了美好念想的“舞曲朋克”乐队只存在了很短时间，但它却帮助Howie认定了两件事：1、和团员共同创作的模式太累，不适合自己；2、要搞跳舞的音乐。
2011年，Howie与Sulumi、Guzz、Billy Starman三位志同道合的DJ成立了派对组织“Do Hits”，在当初还没有成为北京朋克聚点的“School”酒吧定期放歌、表演。“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弄Do Hits：因为像我们这种孤单的人没有一个舞台。玩乐队的人他们在一块物以类聚，然后我们都不被理解。”为了给向自己一样需要交流、分享的人们创建一个社群，Do Hits一路坚持到今天，成为全国范围内最有影响力、最有特色、也最让人汗流浃背的跳舞爱好者天堂。
Howie因此认识了更多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其中包括彼时驻扎北京的英国制作人Harikiri。“他是全国最早做‘Beatmakers’（电子音乐人讲座、交流的workshop）活动的，当时参与这个的大部分是外国人，到School去听、互相交流交流。”Howie尤其欣赏Harikiri和他的dubstep曲风。“其实我仔细回想一下，大家都是野路子——他们可能比我还野路子，但每个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就跟武术似的，有的人学这个，有的人练那个，思路不一样。他做的dubstep是英国的东西，你要用你本来的思维方式想它就把它想复杂了，其实它很简单。”相对于技术层面，Harikiri对Howie的启发更多是在思路上——即如何看待英国低音音乐的方式。二人在之后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交流，甚至还在Howie后来英国留学期间做过一年室友。
2011年School墙上用Do Hits海报贴的“吊”字
操办Do Hits，自己创作、表演，为主流歌手制作、编曲……Howie在辞去工作的两年间攒下了一些钱，并出于对当代音乐和艺术创作的兴趣，决意去英国学习。在这段海外生活中，他不光学习了声音艺术理论相关的知识，更提高了自己“质疑”与“为创作与各种行为、事物归因”的思辨能力。“（在英国的日子）对我是很大的改变吧——包括（做）人、生活、看待西方的方法——到现在影响都还挺大的。那会老去看演出，周末基本上得去个哪吧——因为当时老觉得，（出国的）钱都花了，那就得去（多看），要不太亏了。”
在伦敦经历了Flying Lotus、Amon Tobin等人超强低音的洗礼后，归国的Howie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创作与如何经营。他将Do Hits扩展成为一个通过互联网在国内外发表作品的厂牌，并借助该媒介，进一步探索着自己在全球音乐背景下的个人身份特征。“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听了太多民族音乐，以致于它逐渐成为了我的特长。”在15年年末发表的首张全长专辑《木屮山出》中，Howie通过充满设计感的结构、繁复的节拍和各式民乐、歌谣的采样元素，展现出一种宏大的叙事和复杂的东方情节。这些特点在17年EP《无家(Homeless)》中得以延续与发展：在宏大的全球化与难民问题背景下，Howie内心由身份认同引起的不安驱使他探索“家”与世界边界的概念。包括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少数民族，跨越地域、宗教的各种元素，经过数字化的重新演算，被投射在反乌托邦的赛博朋克废墟之上。
《无家》中的Howie Lee
他的音乐，如今被粉丝和业界认为是“东方声音”的代名词，对此Howie却很是冷静：“因为最终关系到怎么把东西（作品）资本化，所以需要一个‘名字’（特点的概括）——大家喜欢这个叫法，我就这么叫。”东西方融合——大家眼中的创新之举，在他看来实际是不得已但又绝对必要的过程：“我们其实现在还都是在西方的语境之下，没有真正的跳脱出来——这是逃脱不了的，只有我们面对它之后，才能找到从中跳脱出来的方法。就像中国电影一样：你不去模仿好莱坞，你其实没法发展出自己的东西。你先得做得跟人家一样强，他们才能慢慢明白你。等你的文化真的足够强大的时候，才有能力从西方的语境里跳出来——即使你已经穿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五十几年别人的壳——最后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在当下焦灼的全球环境中，Howie这代80后的价值观变得尤其复杂——“先是成长在中国环境中，之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在又面临一次中华传统价值的再输入。我觉得我对中国的文化没有什么发言权，对西方的东西也没有；只能说，我诚实的面对我自己的环境，处理自己大大小小的问题，用我的音乐作为一个简单的反映。”对于自己MV中展示的怪异画面，又或是自己发到社交平台上的乡土搞笑视频，究竟是直白的乐趣还是带着辛辣的讽刺的问题，他则反问道，“咱们每天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的么？”
“物联网”的时代正让地域概念在艺术创作中变得越发无意义；电子音乐在“大方挪用”各种文化、打破传统概念藩篱的时候，早就跳脱了任何风格的限制。在Howie的眼中，表面的东西都正在被抛去，一场人回归整体性的“合”运动正在开始。如何对待国别，如何看待中国元素，如何评述创新，如何写一首作品；Howie的想法没有一刻不在改变——哪怕是自己当年为Do Hits提出的“不破不立，不中不西”的口号，也不能再代表他的状态。用他的话说，他现在没有口号，就是“好好活着呗”。
Howie Lee与猫 于台北友人家中 photo by Ash Lin
结束了在台北观察传统文化的日子，现在搬回北京的Howie住在远离市区的房子里，有时也会关注下参加电音选秀节目的Do Hits同僚或是朋友。“他们做这些节目其实挺好的”，Howie觉得自己没有在主流音乐圈、大众面前进一步推广的需求，所以并不适合以评委或是选手的身份参与。深知“去了那，便会成为资本运作中的一环。只是陪别人做一场大梦，最后什么都没捞着”，他更喜欢踏实在家录音的感觉——这所供他吃、住的房子，同时也是能任他大声演奏、大声打鼓的工作室。他很少进城，但时不时会找朋友来家里，玩上一会即兴。“音乐有很大、很强的惯性在拉着我，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在不断积攒素材多年后，他希望今年夏天可以发表一张全张专辑。虽然自己很喜欢EP《自然灾害》中的实验性尝试，也有大量各种风格的录音备选，但他仍然挑了迎合受众、与之前东方特色近似的歌曲。“专辑是我比较’温和’的作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明白的。”
“（这张专辑）我做了好长时间——其实我有点不喜欢这种把音乐做成专辑的感觉了，我有点不想“完成”它。Jam（和朋友即兴弹奏）本来是最美好的，但是最后非要把它“资本化”了，把它“完成”，成为一个‘商品’，我觉得就背离了我做音乐的本质。”以音乐糊口、以音乐扬名，彻头彻尾的音乐人Howie Lee却对“音乐人”的头衔始终不以为然。“现在人家说我是做音乐的，我就想画画、写东西了；因为干时间长了，我就觉得烦。我不是还拍视频，弄那些动画什么的么——我就想这个也弄弄，那个也弄弄。”他的表述有点流露出任性的孩子气，就像6岁练琴时，把电子琴琴键声音调到最小，然后在伴奏音乐声中假装比划的小化迪一样。
又或许，就是现在，在时代奏响所有古怪声响的伴奏音乐中，Howie Lee又在一边假装弹琴，一边偷偷盘算着什么花招。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一溜烟逃走，去玩什么新的好玩东西了。
photo by Yokoyama Jun
Q & A
你有很多jam内容是从来没发出来过的？
太多了。因为，朋友来我家里，我们就录，一录就录一下午。其实可能有好多都不错，但是也都没拿出来。太多，太麻烦了。画画的也好，做音乐的也好，其实东西很多，但是不可能每个都出了——好多东西挺个人挺自我的，没必要给别人听。
做那么多跳舞音乐，你自己喜欢跳舞么？
我天天都跳舞。你想啊，你要弹琴的话，就是跳舞——弹琴就是小的“手指的跳舞“，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16岁 习”舞”的Howie Lee
你没学个街舞什么的？
谁要让我学个东西，那我学不了；因为，我觉得，老师都不行啊。一旦一个事情，有了老师，有了学生，我就觉得特怪；我现在还没遇到过那种，说我能给他跪下来的大师。（其实）我各个方面都是处于很初级的水平，看个网上视频就行了。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系列，之前你在采访里表示，用手机10分钟就能弄出来一首。这些对你来说都算是作品么？
那是吹牛呢（大笑）。一开始我就没想把它当一作品，因为我就是做好多歌在club里放的。做完以后，大部分歌连尾巴都没有——因为（在club里放的时候，）我就混音把它混到别的歌里就行了。然后，我把这些歌放在网上以后，发现大家还挺喜欢的。我就想，每年都做点这些东西，就可以在club里放——我现在去club演出越来越少了，所以做的也少了。放在网上大家喜欢，那我就给大家听就完了。我也没有想把这些东西当成作品，它们在club效果好就行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做这些东西也）是乐趣——做出来我一放，大家都特喜欢，挺高兴的。让别人高兴不是挺好的么。
会考虑、顺应西方听众对东方的想象么？
也没有。欧洲的听众是非常开放的；（不过）他们怎么想和我没什么关系，我考虑的还是这边的听众。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在这边做的事；在欧洲和在美国做的那些事，其实对我一点都不重要。
怎么看现在音乐越来越视觉化、越发依赖视觉的倾向？
因为视频软件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就像音乐被解放了一样，因为每个人能在iPad上做音乐了。堆叠一大堆东西，其实它就是资本主义，卖你一些其实你本来不需要的东西；以前你吃一点就够了，现在它说因为大家都吃这么多，所以你也得吃这么多。
2019年数字化的Howie Lee
电子音乐在未来有哪些应用场景？
看资本流到哪，哪就需要注入电子音乐。资本要收割哪些场景，哪些场景就有电子音乐参与。任何两个东西都能被联系到一起，关键是看资本需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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